他把四封信装进一个信封,塞到他的毯下面。鉴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他注明四封信的日期为1946年10月11日——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吉尔伯特直到10月13日才同他谈起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决定一事。
国际新闻局的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认识到对历史的所有权已赋予了他。史密斯是通过抽签选出来的八名目睹行刑的记者之一。他得到指示,是要他晚上8点向探视室报到。在过去十一个月里,探视室是被告会见律师以及最近同被告家属告别的地方。史密斯到达时,发现塔斯社和《真理报》的记者正同安德勒斯上校聊天。代表法国和英国报刊的其他记者后来也很快到达了。上校宣布,要让记者团参观一下C牢区。在那之后,直到执行处决之前,记者们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也不得在体育馆里拍照。第三军团将法兰克福的通讯部队他们自己的人派送下去,担任官方摄影师。他们毕竟有幸获准全面报导这一新闻。安德勒斯上校指出,劳伦斯法官和伯基特法官强烈反对任何报界人士光临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场面”。但是,美国官员担心,若让所谓戈林或里宾特洛甫或卡尔登勃鲁纳仍健在的谣言传播开来,将生出更多的鲍曼之流。美国人要求报界向世人证实这些人的死讯。
弗鲁克医生去找狱牙医霍赫大夫,霍赫是另一个因表现好而享受优遇的战犯。弗鲁克有一个难题。看守们每天晚上都看着弗鲁克交给戈林两片安眠药,红胶囊里是阿米要,此药见效很快但不持久,蓝胶囊里是使人沉睡的速可眠,他绝不能让戈林今晚昏睡不醒。他让霍赫把蓝色胶囊里的药倒空,换上小苏打。
当夜,即将行刑的官方消息已传到费伯一卡斯托尔城堡的报界。记者们全挤上公共汽车,驶向司法大厦。在那里一位军方公关官员向记者们做了情况简介。他告诫说,在执行绞刑之前,他们不要指望获得更多的消息,绞刑定于16日的一个未泄漏的时刻进行。他们会从记者团那里得到他们亲眼所见的第一手报导。记者们开始挤在窗前,从那儿可以看见C牢区里亮着的灯光。这位军官警告他们不要试图打开窗户把身伸出窗口,看守奉命一见人就可以开枪。
在建筑群和炮弹壳附近,记者们纷纷抢占有利位置。带着一个三人小组的德国新闻局记者达纳,配有双目望远镜,占据无屋顶的顶楼,在那里可以看见仅两百码之遥的监狱场院和体育馆。
戈林不耐烦地打量着格雷克牧师那张肥厚而仁慈的脸。格雷克说,他专门给他写了一篇祈祷。戈林让他把祈祷放在桌上,他过会儿再读。处决什么时候执行?戈林问。格雷克没理睬这问题。戈林愿不愿同他一起祈祷?戈林回答道,不,他将从他的小屋望着牧师祈祷。“如果你拒不接受主的救世方式,你将永远不能在天堂见到你的女儿埃达。”格雷克一边警告,一边跪下。牧师祷告完毕,戈林又问起关于行刑的事。戈林说,他做基督徒分内应做的事,就是不让这些人蒙受残酷对待,却又不知缘由,瞧瞧可怜的绍克尔。他实际上是在讲些莫名其妙的话。格雷克感到戈林强烈的愿望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坚持说他不知道,并且很快就离开了。
戈林听见牢区沉重的大门打开了,并辨认出安德勒斯上校那高过其他好几个人的声音。一看见上校的信号,八位记者都变得沉默了。他们往下瞧,看见长长的灰暗的走廊,只有十一盏探灯照在十一个牢门上,打破了黑暗。十一位牢房看守靠着外层架上,一动不动地窥视着,就像是一幅生动的画面。记者团一行开始跟着安德勒斯上校走,路过监狱办公室、行李间、牢房。他们瞧见牢里的犯人们在看书、踱步、抽烟。安德勒斯接着把记者团带到监狱阶梯式座位,他们要在那儿一直待到午夜,才被护送到体育馆。
戈林一听到安德勒斯一行人要离去,立刻就起床,从毛毯下取出他写的那几封信。他找到了写给盟国管制委员会的那封,又多写了一页,他写道:
我觉得这实在太倒胃口了,竟把我们的死当作一个壮观的场面展现给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的新闻界……这最后循一幕肯定与检方以及法庭的表现所显示的卑鄙无耻是一致的。整个事件只不过是一场宣传性的审讯,一出蹩脚的喜剧。就我本人而论,我要在没有这种危言耸听、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死去。
9时30分,弗鲁克医生在值班军官阿瑟-麦克林登尉的陪同下,巡视牢房,分发安眠药。他们发现戈林穿着蓝色丝绸睡抱已经躺在床上了。弗鲁克给戈林红色和蓝色的胶囊各一粒,麦克林登看着戈林吞服下去。麦克林登注意到,两人道别时握手很热情,很有点永别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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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纳新闻小组的成员在他们的顶楼休息处挤成一团,在风雨交加瑟瑟发抖。在他们的下面,纽伦堡人紧抓着大衣领,匆匆而过。一个警察在微弱的街灯下站着,跺着脚。新闻小组成员可以辨认出从法院门前的军用汽车下来的几个人。德国人猜想,是一些达官显贵。那个带着双目望远镜的人从镜里扫瞄了一下,看见他们慢慢地从一个拱洞穿过监狱的墙。灯亮了,他报告,他对了一下表,时间是晚上9时35分。
来客留在司法大厦的是巴伐利亚省长威廉-赫格纳博士,他是美国占领当局批选出来作为德国的行刑见证人的。在法院里,赫格纳被领到一个偏僻的拱形房间,四方调查委员会曾在此办公,也是证人聚会的地方。除了那八名记者和四方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外,还有三十人将亲眼目睹审判的最后一幕,他们有医生、牧师,还有像赫格纳这样的德国职官员。语言处指派一名速记员记录犯人的遗言。安德勒斯上校要求大家注意,他开始讲述体育馆的座位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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